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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影响下,包括直播在内的在线社交成为了一些年轻用户的精神寄托。 但另一方面,自2014年直播元年以来,直播生态的发展仍面临诸多困难。

除了这份3月15日的报道外,“全国人大代表提议设立直播赏冷静期”也引发热议。 3月5日,全国人大代表、广东盛伦律师事务所主任肖胜芳建议,根据直播内容进行分类监管,实行打赏冷静期制度对于一些网络八卦新闻和“清纯外表”直播直播 奖励可在三天内无理由撤回。

在陈明的经验中,打赏是与主播沟通的一种方式,他只会给符合他个人兴趣的主播打赏。 但奖励本身就具有明显的热情消费属性。 在庞大的直播观众基数中,挪用公款打赏、未成年人打赏、贷款给贫困学生等不合理行为多次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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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面新闻以“直播打赏”为关键词快手买直播间人数,在中国裁判文书网共检索到172份文件。 从文件数量来看,2017年至2021年,围绕直播赏的纠纷数量不断增加,从2017年的仅1起案件增加到2021年的70起。

受此影响,规范直播赏的声音开始出现。 泰坤律师事务所创始合伙人、中国政策科学研究会特邀研究员朱杰平律师接受采访时表示,从有利于经济社会发展的角度来看,直播打赏应经过严格的监督管理审查部门,否则应予以禁止。 。

他指出,从目前的法律规定来看,特别是一些简单的跳舞、聊天、PK等类型的直播,合法性本身就存在问题。 它往往比现行法律明令禁止的付费陪护行为危害更大。

未成年人奖励监管实施平台

针对“小费”情况,监管迅速有力。

3月14日,国家网信办发布《未成年人互联网保护规定(征求意见稿)》,其中提到网络游戏、网络直播、网络音视频、网络社交等网络服务提供者应当合理限制未成年人的互联网保护。 成年人使用网络产品和服务时的单次消费金额和单日累计消费金额,不得向不符合民事行为能力的未成年人提供有偿服务。

据了解,抖音、快手等具有实名认证功能的平台均限制了未成年人账户的打赏功能。 同时,针对“未成年人绕过监护人打赏”的情况,平台还开通了相关申诉渠道。

某领先直播平台的直播运营商告诉界面新闻,上述申诉流程可分为数据提交和审核。 平台会要求投诉人提供奖励行为的相关记录,包括奖励时间、具体金额、直播间主播姓名、奖励原因等; 那么投诉人需要上传信息来说明监护人的身份,并证明奖励交易确实是通过监护人的银行账户进行的。 经核实后,奖励金额将予以退还。

“根据我国民法、合同法的规定,未满18周岁的自然人属于未成年人,不具备完全行为能力。因此,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在游戏内进行大额充值必须经过批准”上海大邦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游云婷律师表示,“疫情期间,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司法解释,限制具有民事行为能力的人参与网络付费游戏、网络直播。 “监护人在未经监护人同意的情况下,以与其年龄、智力不符的方式要求网络服务提供者直播款项的,人民法院应当予以支持。”

但在实际操作审查过程中,很难判断奖励的实际操作者是否为未成年人。 在黑猫投诉平台上,“无法证明是儿童消费”是申诉失败的主要原因之一。 参考游戏领域的实践,使用人脸识别或许是解决问题的办法。

中国演出行业协会网络演出分会联合制定的《直播行业打赏行为管理规定》指出,可以利用人脸识别减少未成年人的打赏行为。 这种做法也被腾讯等游戏厂商用来控制未成年人的游戏时间。

对于“高频人脸识别的做法是否会涉及侵犯个人隐私”的问题,游云婷表示,《网安法》对用户个人信息的收集、使用做出了相关规定。 “目前人脸识别其实是一个比较常用的应用场景,对于人脸识别来说,只要直播服务商在采集和使用时遵循合法、正当、必要的原则,我认为使用这个技术是很重要的。”就奖励未成年人而言,没有太大的风险。”

值得注意的是,直播赏生态除了未成年人消费外,还可能存在利益诱导甚至欺诈行为。

2021年8月,上海市公安局嘉定分局抓获3名利用女主播身份营造所谓“悬赏PK”氛围诈骗钱财的犯罪团伙。 据嘉定警方描述,该团伙内有多名女主播。 喋喋不休首先以谈恋爱的名义引诱男性观众进入直播间。 然后直播间女主播进行“打赏PK”,用挑衅性的软色情来引导打赏。

“平台有一个特殊的规则,叫做‘利益诱导’,”上述评论者说,“包括通过口碑传播诱导礼物、承诺利益的广告等。这是禁止的类别。”我处理的事情最多。”

平台责任边界

值得注意的是,现有针对直播打赏的政策,如《网络演出经纪人管理办法》、《直播行业打赏管理规则》,主要是为了促进行业自律。纪律,没有具体的纪律措施。 具体措施的落实主要依靠直播平台的自觉性。

就直播打赏的具体场景而言,“充值过程中进行提醒时,平台是否履行了告知义务”的问题,与平台整改的积极性有关。 记者在哔哩哔直播平台上发现,充值时,用户需要点击复选框来表明“已阅读并同意《大导航服务协议》和《哔哩哔哩直播服务协议》。

在两份协议中,平台强调,购买虚拟礼物是用户表达对特定主播的喜爱和支持快手买直播间人数,并使主播获得现金收入的行为。 并声明,因用户自身原因造成的任何损失,由用户自行承担。

“网上给小费是一种新兴现象,由于法律的滞后性,对于此类行为还没有非常具体的规定。” 朱杰平在接受专访时表示,“如果按照现行《电子商务法》第十七条的规定:电子商务经营者应当全面、真实、准确、及时地公开产品或者服务信息,保障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只要平台按照《电子商务法》第十七条的规定履行提示、告知义务,即可视为已履行义务,但违反上述原则的。 ,不能排除责任。”

游云婷表示,“在账户注册和充值两个方面,平台应该以更醒目的方式向用户提供风险提示,比如把字体做得更大、更粗。 如果不这样做,它就没有实现。 告知义务。 ”他认为,除了这两个环节外,平台在进行具体奖励时还应该给用户一个提醒。比如,如果奖励数额较大,用户应该再确认一次。

此外,经济利益和成本压力仍然是平台整顿过程中无法回避的点。

回顾直播的发展历史,设立打赏冷静期的话题并不新鲜。 2020年,中国演出行业协会负责人提出设立小费冷静期,应对热情小费、未成年人小费等问题。 但目前主流直播平台上对于小费冷静期的尝试还很少。

“这一规定要求平台承担一定的经济损失。” 一位直播从业者表示,“首先会导致主播直播热情下降,因为他们无法保证每一份礼物奖励都能收到。其次,平台的审核成本也会增加。”

在他看来,奖励是娱乐性消费,而不是简单的礼物,消费完再拿回来似乎不太合理。 “设置了冷静期,你觉得主播还应该感谢你送飞机吗?谢过之后,他就把飞机拿回来了,是不是有点尴尬?”

从运营数据来看,斗鱼、虎牙等主流直播平台正面临付费用户增长的压力。 财报显示,斗鱼直播2021年前三季度付费用户分别为700万、720万、720万; 虎牙直播2021年前三季度付费用户分别为590万、560万、600万。

与2020年相比,两家公司的付费用户数量均出现下降或持平。 在此前提下,增加冷静期抑制热情消费,无疑意味着更大的收入压力。 如何平衡监管和商业运营,是平台管理直播打赏时需要考虑的问题。

如何平衡监管

王强(化名)29岁时,被解雇了。 此后的一段时间,他除了出去打篮球外,其余时间都住在出租屋里,开始经营自媒体账号。

一次偶然的机会,他接触到了西瓜视频,开始涉足直播领域。 “当时我对现实生活中认识的人很失望,所以我知道虚伪的直播间不是什么好东西,但好在它和我的生活没有直接关系,所以我给自己留下了回忆。我自己,”他说。 。

从开始到现在,他都没有看过大主播,因为这样的直播间弹幕太多了,发出来的消息很快就会被淹没,根本没法好好聊。 想起自己在西瓜视频上花了好几万元。

在王强看来,如果用户能真正落实这个建议,那就“太好了”。 他们第一天就帮忙PK,第二天就把钱全部提取出来,但这对主播来说并不友好。 同为直播重度用户的陈明认为,“冷静期”提议的目的是好的,可以防止年轻人冲动消费,但主要问题是如何明确主播利益之间的界限以及实施后的“恶意奖励”。

尤云婷也认为,设定冷静期也不是不可以,但应该有相应的数额。 例如,如果您支付少量小费,则不应有冷静期。 如果消费金额超过1万元或者当日总金额超过一定金额,可以设置冷静期,防止小费者冲动消费服务。

“直播行业还没有开始蓬勃发展,所有行业一开始都是无序的。我认为,与其让政府强力监管,不如给予行业一定的耐心,促进行业自律。” ” 何何说,“当然,前提是要设定一些红线,比如不能赌博、不能色情,不能偷税漏税,其他的事情政府管得太多。事实上,行业有序健康发展并不一定是好事。”

对于监管力度,朱杰平有着不同的看法。 “为什么现在直播出现乱象?‘全民直播’,连直播基本都是美女脸。很多打赏的人都被打赏对象的‘美貌’搞糊涂了。从个人行为来看,从社会发展的角度来看,巨额利润的驱动导致大量资本和人员涌入此类行业,导致社会生产力下降。”

他指出,回归法律本质,一切不利于经济社会发展的行为都应予以禁止,并加强管理和立法。 谈到具体方面,他强调,网络直播乱象的原因有很多,比如进入门槛低、流量变现快、监管成本高等。 由于网络直播和短视频的实时性特点,其监管侧重于过程监管。 与平台配合,事前审批、事中屏蔽、事后惩罚缺一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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